文章來源：經濟日報 發布時間：2020-01-02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共同明確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無論是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義都十分重大。對此，我們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落實。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奠定了政治基礎。此后，我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通過了“五四憲法”，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978年，我國踏上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我們黨對所有制、分配關系、計劃與市場等重大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實現了一個又一個理論飛躍。思想的解放、理論的飛躍又不斷引導著實踐的革命，帶來了中國大地翻天覆地的偉大變化。
（一）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從必要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再到內在要素，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得以確立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過程來之不易
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改革舉措之一是：“在公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允許城鎮個體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這是我國對個體經濟的最早認可，也是我國重新認識個體經濟的起點。
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指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這是我們黨的文件第一次把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指出：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是我們黨對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新認識正式體現在憲法層面。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五大報告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其首次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列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上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這是我們黨關于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最新成果，來自于我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偉大實踐。
（二）對分配關系的認識，經歷了從否定按勞分配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重大飛躍，對于調動全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共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功不可沒
改革開放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按勞分配原則是沒有得到很好貫徹的，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平均主義嚴重。對于這方面存在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早在1975年8月18日《關于發展工業的幾點意見》中就批評了當時勞動報酬制度中的平均主義傾向，他說：“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這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大家都要動腦筋想一想。所謂物質鼓勵，過去并不多。人的貢獻不同，在待遇上是否應當有差別？同樣是工人，但有的技術水平比別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級別、待遇？技術人員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貢獻大小、技術高低、能力強弱、勞動輕重，工資都是四五十塊錢，表面上看來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實際上是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這怎么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
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改革勞動制度和工資制度”。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要“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在企業內部，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分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分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表明隨著改革的深入，按勞分配原則得到正式確立，從而極大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1987年，黨的十三大在分配制度問題上再次實現重大突破。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單一的。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這表明我們黨在分配理論上首次承認生產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地位。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又進一步指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時，進一步指出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這是對分配制度、對生產要素構成等認識的持續深化，對于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進一步調動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三）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經歷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深化過程，思想認識的每一次飛躍都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大發展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把市場經濟視為“洪水猛獸”，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把計劃與計劃經濟當成了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1978年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們黨對計劃與市場的認識也不斷發生深刻變化。
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要“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于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黨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市場調節部分盡管“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這一提法表明我們黨在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上出現了第一次極其重大的深化。
過了短短兩年，我們黨對計劃與市場的認識進一步深化。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這里，盡管沒有使用市場經濟的名詞，使用的是商品經濟的提法，但計劃與市場已經不是你主我輔的板塊論，而是相互融合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對這一認識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作出的科學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
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強調，“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都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更加成熟，表明我們黨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嶄新高度。
二、必須牢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一）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長期地牢牢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葉劍英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樣，有它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同已經有了三四百年歷史的資本主義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這一思想萌芽在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一步發展，《決議》指出，“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及與之相適應的基本路線和綱領，并明確指出“這樣的歷史進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時間”。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的重大宣示意味深長、意義重大。這告訴全黨和全國人民，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成就，但我們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必須牢牢地長期地堅持既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又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便我國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我國仍將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仍然要牢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二）長期地牢牢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取得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制度基礎，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保障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創新，這些重大理論創新、認識飛躍又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我國生產力。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使我國的公有制經濟在競爭中煥發活力。1978年至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分別實現年均增長11.9%和10.3%；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所有者權益分別達到1978年的247.1倍和130倍。同時，使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力量。當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極大地激發了億萬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極大地調動了各類要素所有者的創新創業創造熱情。2018年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0.7萬元/人，比1978年提高了22倍；2018年末，我國市場主體達1.1億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著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又發揮著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作用，使我國要素和資源的配置效率不斷提高，使我國的經濟長時期保持持續快速增長。
40多年的巨變有賴于我們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們要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而在此基礎上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遠推向前進，仍要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支持和保障。我們黨和人民創造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持之不懈、永不停歇的實踐中，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必將不斷發展和完善。（馬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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