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發布時間：2021-03-09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浪潮席卷而來，特別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云計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人類進入數字經濟時代。2019年，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達到47.9%，其中發達國家這一比例高達51.3%，美國、德國等國家則超過60%。《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表明，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GDP比重36.2%，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50%。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在線教育、遠程醫療、居家辦公、電子商務等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對我國經濟穩定運行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由此可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數字經濟正在成為驅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數字經濟通過提高生產和組織效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在互聯網和新一代信息技術條件下，數據已成為和土地、勞動和資本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關鍵的推動經濟增長的要素。數據這一新生產要素的出現，讓要素投入的種類和數量以及要素組合方式發生新的變化。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日趨智能化，依靠企業內部的大數據信息，可以實現生產各環節的合理分工和網絡化協作，從而建立起更為高效的生產體系。企業通過大數據分析，能夠更為充分地掌握消費者的特征、偏好和潛在需求，挖掘更多商業機會，創造更多新產品并開拓新的市場，提高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同時，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也讓企業管理更趨扁平化，企業各層級的信息傳遞更加及時準確，從而提升企業的內部治理和管理決策水平。更為重要的是，數字經濟催生了新的產業組織模式，從事數據收集和匹配的平臺企業大量涌現。基于大數據的平臺企業具有較強網絡外部性，平臺的經濟價值以平臺所擁有的用戶數量的平方速度增長。由于平臺企業具有固定成本較高、平均可變成本較小，邊際成本趨近于零的特點，企業傾向于無限擴張用戶規模，能最大程度實現規模經濟。平臺企業在網絡外部性和規模經濟的基礎上，通過匯集大量買家和賣家，不斷擴大商品的品種和經營范圍，最大化發揮規模經濟效應，為企業獲取利潤創造條件，從而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通過提高交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平臺企業的大量涌現，讓共享經濟獲得井噴式發展，買賣個體通過平臺企業實現點對點精準交易，極大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信息不對稱條件下，買賣雙方為搜尋交易對象、議價和保障交易合同履行的交易成本較高。平臺企業利用強大的數據優勢，極大地降低信息不對稱問題，平臺提供的在線評價、比較和反饋系統，為消費者選擇物美價廉的商品節約了搜尋成本和談判成本。交易成本的節約進一步擴大市場范圍，促進分工的發展，企業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分工和協作，并根據需求變化迅速發現和調整產業鏈合作對象，從而極大地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數字經濟條件下，由信息推動的資源流動加速，加劇行業競爭，改變現有市場結構，加快優勝劣汰，提高行業整合效率，最終能夠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此外，數字經濟需要數字治理，倒逼政府管理創新，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加速政府與市場的融合。更多的經濟信息，也為政府更好地作出科學規劃和宏觀調控以及提高經濟治理水平奠定了基礎，數字經濟讓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能發揮好各自的作用，協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通過提高產業融合和創新效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的研發和創新，是驅動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數字經濟的出現和快速增長本身就是技術進步的結果，數字經濟的發展催生新的產業集群，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網絡信息安全等系列產業。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集群以及橫向和縱向產業關聯，借助產業協同和反饋效應，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創新效率。同時，數字信息產業具有滲透性、外溢性、互補性特點和較高的技術提升和廣泛的應用潛能，具有較大的縱向和橫向外部性，能滲透到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各環節，為經濟增長開辟新空間。當前，數字經濟已從單純的數字技術創新、數字產業集群走向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發展階段。隨著消費互聯網加速向產業互聯網延伸，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也從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擴展，產銷融合和產業協同創新成為融合的新趨勢。數字經濟通過傳統產業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推動制造業、農業、零售業，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產業實現產業融合和轉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從而提升經濟的增長動能，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大有后來居上趨勢，成為當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但在數字核心技術、數字人才培養、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等方面也存在明顯短板。完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數字經濟發展的技術基礎和完善數字技術人才培養體系，加快企業和政府的數字化轉型，提高政府的數字經濟治理能力和數字經濟安全水平，不斷壯大數字經濟，才能最大程度發揮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引領和支撐作用。（唐國華 李庭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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