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人民日報 發布時間：2018-01-02
港珠澳大橋，世界公路建設史上技術最復雜、施工難度最大、工程規模最龐大的橋梁，被世人譽為“超級工程”。項目即將完工之際，記者來到中國交建港珠澳大橋島隧項目現場，隨處可見面龐年輕但皮膚黝黑的80后青年建設者。他們的比例已經超過一半，成為大橋建設的主力軍。7年緊張建設，7年艱辛付出，他們承受了什么，又書寫下什么？一起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硬漢能使“繡花針”：工匠精神苛求每個細節
“這是咱們國家第一次做這么深、這么長的沉管隧道，所以我們每一個細節都要小心翼翼、精益求精。”說這話的叫劉經國，先后在港珠澳大橋工程中負責沉管預制、人工島主體建設等項目。他所說的“沉管隧道”，在我國乃至世界上還都是新鮮玩意兒。此前，我國已有的沉管工程總共還不到4公里，而港珠澳大橋要造的沉管則長達6.7公里，還要沉到40多米的海底，并滿足120年的設計壽命，對技術的要求之高可想而知。
“在構件安裝環節，規范的精度在5毫米以內就可以滿足要求，但實際上，有1毫米的誤差我們都覺得不舒服，非得通過各種辦法把誤差降到0.5毫米以內才行。”劉經國說，沉管預制時，一米八幾的他每天都要鉆進長38米、高11.4米、壁厚僅1.5米的鋼筋籠里，舉著手電筒左右騰挪，把近100根注漿管的安裝效果一一檢查到位，確保每一個焊接位置的密閉性能。“現在回過頭看‘云淡風輕’，但當時那種疲憊真是苦不堪言，就想著什么時候是個頭啊，可責任心又迫使你不得不認真。”劉經國說。
港珠澳大橋之所以能成為超級工程，不僅在于規模、體量，更在于對技術的追求，對質量細節的注重。這樣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被建設者們自覺踐行在大橋建設的每個環節中。
預制完成后、浮運沉放前，沉管要進行舾裝。主管這個環節的楊永宏要確保沉管的每一個螺絲、每一個閥件不能出一點問題，否則，沉管安裝就會受到影響乃至被迫取消。“為此，我們要對每個沉管做3到4次演練，一遍遍地檢查確認。”楊永宏說，他至今還記得沉管里的每個細節，“就像一幅地圖印在了腦子里。”
“經驗是試出來的，質量是磨出來的。”為了適應南方的海洋性氣候、保障使用壽命，大橋人工島主體建筑、擋浪墻采用了更高技術規格的清水混凝土。“以前沒有施工經驗，我們就一次次地打模板、做實驗，一次次地調整材料比例，最終達到了最佳效果。”陳三洋說這樣的過程十分煎熬，但絕不后悔，“超級工程不僅是‘產品’，更是個‘作品’，每個細節都應該是完美的，不能留一絲遺憾。”
正是憑借這股子認真勁，大橋建設者們創造了“極限3毫米對接偏差”“最終接頭毫米級偏差”等一項項震撼人心的紀錄，圓滿完成了33節巨型沉管和最終接頭安裝的施工任務，創造了外海沉管隧道滴水不漏的建設奇跡。
初生牛犢不怕虎：條件艱苦卻激發出斗志
2011年夏天，剛參加完入職培訓的陳三洋和同屆學員們一起，聚在公司等待分配消息，“大家一知道我被派到港珠澳大橋后，立馬就投來羨慕的目光。這么大的項目，對搞工程的人來說，真是可遇不可求！”那時，年僅24歲的陳三洋對超級工程滿心向往，而對即將到來的艱辛工作，卻“一點概念都沒有”。
一到項目上，陳三洋便被指派參與人工島工程——在海面上“無中生有”，建兩座連接沉管的人工島。由于離岸邊需要坐兩個小時船，項目部索性在施工水域附近安營扎寨，在生活船上吃住了半年多，“風平浪靜還好，一起風浪，船就搖搖晃晃，有時吐得稀里嘩啦，睡不好覺是常事”。人工島完成鋼圓筒振沉后，還要把中間區域海水排干，這一過程中需派專人實時監測水位。一天晚上，其他人都已撤回，只留了陳三洋一個人漂在“島”上，“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荒涼、孤獨”。
初生牛犢不怕虎，越是艱險越向前。面對艱苦的生活條件、繁重的工作壓力，青年建設者們沒有畏懼，反而被激發出更加昂揚的斗志。
身為技術員的陳三洋，除了每天完成審圖紙、做方案、定工藝、審核查驗、協調施工等“規定動作”，還自我加壓、鉆研工藝，先后為施工提出了“冷卻循環水可逆流式分流器”等建議。每年10多項合理化建議被采納，讓陳三洋成了同事眼中的“創新達人”。6年過去，他已不再是初出茅廬的應屆生，而成了能“挑大梁”的項目技術骨干。
不同于陳三洋，楊永宏來到項目之前，已經參與過蘇通大橋、京滬高鐵等大項目，在港珠澳大橋，過往的經驗與持續的努力幫他實現了快速成長。2013年，33歲的他便要負責管理整個非通航孔橋的施工，“雖然是小橋，但質量、安全我自己要負總責，壓力和責任完全不一樣。”幾年間，他從工區工程部長、助理到了工區項目副經理，如今已晉升為島隧項目專業副總工程師。“成長背后是付出，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楊永宏說，相比而言，無論是工程設計、監理單位，還是房建領域的工作都比堅守在橋梁建設一線要輕松不少，“可是人到了一定階段，首先應該追求的是實現人生價值，不是嗎？”
好男兒志在四方：這個行業是講究責任和奉獻的
在工程建設行業，長年在外、與家人聚少離多是常態，一項耗時7年之久的工程，更是成倍放大著離愁別緒。一邊是新組建的家庭，一邊是剛起步的事業，80后建設者在感受喜悅之余，也承受了許多壓力。
2011年初到項目部時，劉經國的孩子剛滿兩歲。幾年緊張施工，完全沒有周末，雖然說原則上每季度可以休息5天時間，但作為主要管理人員，劉經國不得不放棄多數的休假機會。“對家人的虧欠肯定是有的，但是這個行業又是最講究責任心和奉獻的，這么多人每人負責一塊，這么大的工程也不可能停下來……”劉經國的眼里泛著淚光做起了“檢討”，“就算回到家，前兩天很放松、很舒服，可呆個3天之后，我的心里就開始發慌，感覺空落落的，總想回現場。”
相較之下，楊永宏和陳三洋則更幸福一些——他們的妻子和孩子都跟著一起到了珠海定居。空間距離是近了，可由于建在海上的項目部離市區很遠，見面機會依然十分有限。待到項目結束，他們又將舉家遷徙，四海為家。
說起家庭，好男兒心懷愧疚、欲言又止，可一說到事業，他們又來了精神、滔滔不絕。“咱們做的這個沉管技術，在世界上都有很大的里程碑意義。從施工上看，咱們的項目制度、體系建設、風險控制、現場管理在全國都是絕對的樣板工程。”劉經國自豪地說。“我很慶幸職業生涯能從港珠澳大橋開始。在這里，我們和國內一批最優秀的工程行業人才一起，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工程不比任何人差！”陳三洋的臉上同樣滿是驕傲。
項目收尾后，數以千計的青年建設者們便將各奔東西，去往下一個項目，開啟新一段征程，把在超級工程中收獲的寶貴財富帶往祖國每一個角落。而屹立于伶仃洋上的這座大橋，將永久鐫刻著他們奮斗過的青春年華，任波濤洶涌，任歲月遠去……（劉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