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發布時間：2021-08-19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新中國開國大典上，毛澤東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從1921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歷經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終得日月換新天。隨后，17架飛機從北京南苑機場起飛，呼嘯著飛過天安門廣場。
廣場上一片沸騰，金水橋前，南苑航空修理廠的職工格外振奮，這些飛機大部分是由他們親手修好、噴刷一新的。城樓上，領袖們望著一架架飛機，有感慨，更有更長遠的謀慮。現在，我們只能修國外的飛機，自己連一架實用飛機還造不出來。
航空修理廠的工人們不知道，幾年后，他們將在南苑迎接并加入一支肩負特殊使命的隊伍。接下來的幾十年里，這支隊伍的名稱將從國防部五院一分院逐步變為今天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一院，但不論名稱如何變化， “第一”的代號一直未變。他們讓中國航天事業在這里騰飛。
尋找中國航天的“延安”
1955年，錢學森擺脫西方阻撓、回到祖國，并建議將航天作為我國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優先發展的方向。黨中央立即采納了他的建議，作出了發展航天事業的戰略決策。
1956年10月8日，我國首個導彈、火箭研究院——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聶榮臻、錢學森等老領導和老一輩航天人幾經輾轉，為航天事業選擇了北京南苑作為我國航天事業首個正式的研制基地。
南苑位于首都北京之南，地勢平坦開闊，公路、鐵路、機場俱備。這里不僅便于研制資源與產品的運輸，還可基于當時現成的工業基礎試制導彈、火箭，使得設計與制造無縫銜接。對于剛剛起步的中國航天事業來說，南苑就好似延安對紅軍的意義，既是理想的根據地，又是勝利的出發點。
1957年，為了適應發展要求，國防部五院進行組織機構調整，籌備設立導彈、火箭總體研究院。當年11月16日，我國首個導彈、火箭總體研究院——國防部五院一分院成立，負責導彈、火箭總體設計和彈體、發動機研制，國防部五院院長錢學森兼任一分院院長。半個月后，一分院遷往北京長辛店；第二年8月又遷往南苑，與隨后劃入一分院的國營211廠“會師”。
搞航天，需要大規模的科研、技能與管理人才，僅有鳳毛麟角的海歸和本土科學家、工程師、老技師是遠遠不夠的。管理人才方面，原解放軍總干部部政治干部任免部部長孔石泉曾說，當時調往國防部五院的主要軍政干部，要從綜合能力在全軍同級別干部中排名前列的干部中挑選，僅一分院的主要領導中就有5位少將。他們與錢學森等科學家默契配合，將人民軍隊的優良品質注入航天人的血脈中，建立了高效有力的領導體系。
從革命戰爭年代到新中國成立，解放哪里就把平民教育辦到哪里。曾輟學務農的王永志、放牛娃龍樂豪、撿煤渣的孩子陳福田等不僅有學可上，還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他們最終進入一分院，在型號任務歷練中逐步成長為專家、總師、院士。到航天事業創建時，我國已具備有一定規模的大中專畢業生隊伍。在黨中央的關心和支持下，國防部五院等國防尖端科研機構不僅具有畢業生優先選擇權，還可協調高校定向培養人才。
1958年，劉寶鏞從北大畢業后進入一分院總體設計部工作。 “當時，一分院剛遷到南苑，今天的科研區、萬源路生活區那會兒不是農田就是森林，我們只能分散在211廠辦公。宿舍是機場旁的一排小平房，很潮濕，夏天蚊蟲猖獗；冬天墻壁結冰，取暖用煤爐，生爐子弄得滿屋子都是煙。但創業中的年輕人有說有笑，覺得很快活。”他說。
在數萬基建大軍的日夜奮戰下，科研樓、生產試驗廠房、宿舍樓等拔地而起，成為當時北京南城的新地標。航天人的生活條件也得到有力改善。在困難時期，外面的食品供應很緊張，但科研人員的食品供應要充足得多。聶榮臻元帥還曾在解放軍中“募捐”，以便保證科研人員的營養。即便有的設施設備還未建成、未到位，航天人也會因陋就簡，尋找替代。當時參與仿制導彈的陳奇妙回憶，由于靜力試驗大廳還沒建成，大家就用飛機舊機庫開展導彈靜力試驗；廠房高度不夠，就向下挖地數米；缺少試驗設備，就用飛機上拆下的部件和自制部件組裝。當時的這個簡易的靜力試驗室，在導彈研制初期立下了汗馬功勞。
圓滿完成“兩彈一星”
正是“立足國內、不等不靠”的思想讓中國航天人在蘇聯突然撤走援助后不至于陷入被動。參與主持仿制導彈工作的謝光選曾說：“蘇聯專家撤走后，我們就向黨組織建議，起用中國的專家，他們哪個崗位走了我們就頂上去！”
1960年11月5日，一分院抓總、我國自行制造的首枚近程地地導彈首飛圓滿成功。在此基礎上，一分院開始自行設計，研制中近程導彈“東風二號”。甩掉“洋拐棍”，難免遇到挫折。各級領導對一線科研人員給予最大的包容和信任。“干成了是科研人員的，干砸了責任我們擔！”黨政領導的擔當，讓科研人員卸下包袱，輕裝上陣。
1964年夏，東風二號導彈成功發射，標志著中國有了自行研制導彈的能力。隨后，我國航天工業部門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體制調整，在國防部五院等機構的基礎上成立第七機械工業部（1982年更名為航天工業部），國防部五院一分院也變更為七機部一院。
1966年10月27日，載有原子彈的東風二號甲導彈成功發射，命中精度極高，標志著我國“兩彈結合”熱試驗圓滿成功，有了可用于實戰的戰略核威懾力量。據謝光選回憶，周恩來總理在聽到兩彈結合試驗結果后，親筆在新聞通稿中的“命中目標”前加了“精確地”3個字。而總理在“兩彈結合”試驗前后對任務全線的要求，也被張愛萍將軍總結歸納為“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這16字也成為整個國防軍工系統的行為準則。
緊接著，一院馬不停蹄地用一型型能力更強的裝備，夯實新中國的大國地位。1971年9月10日， “八年四彈”中的最后一個型號首飛，半個月后，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復。“不過，由于我國國土范圍有限、遠洋作業與保障能力不足，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響，直到1980年，該型號才具備全程飛行試驗條件，并取得試驗的圓滿成功，為‘八年四彈’規劃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余夢倫說。
在奠定國家戰略安全基石的同時，一院的航天人還將目光投向浩瀚太空。1965年，我國人造衛星工程再次上馬，用于發射衛星的運載火箭由七機部承擔，基于一院的直徑2.25米的兩級型號研制，后被命名為“長征一號”。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火箭成功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至此，我國“兩彈一星”的宏偉藍圖全部實現。
1975年，一院基于直徑3.35米的兩級型號研制出的長征二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我國首顆返回式遙感衛星，長征二號火箭成為整個長征運載火箭家族的“基準”，其改進型運載火箭長征二號丙于1982年首飛；長征三號火箭即在長二丙火箭基礎上增加氫氧三子級，于1984年成功發射我國首顆地球同步軌道通信衛星，標志著我國掌握了難度極高的氫氧火箭技術和地球同步轉移軌道發射能力。
緊抓機遇，敢想敢為
改革開放后，由于任務調整，一院也曾遇到“沒活干”的困境，航天人的收入在市場大潮的漲幅中，顯得越來越微薄。一開始，全院職工都在找民品項目，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當時，搞過小孩的搖籃車，搞過電子琴，最后只賣了一臺。在市場大潮的沖擊下，一些人坐不住冷板凳，離開了；也有很多人選擇堅守崗位、發光發熱。
“一院的主業是研制火箭，為什么不能去國際上承攬發射業務呢？”當航天人冷靜下來，主攻方向逐漸清晰。長征火箭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面向國際市場承攬發射業務。原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駐美國總代表黃作義此前一直在一院總體設計部工作，熟諳型號總體設計。他在美國商業航天市場尋找商機，一看到客戶的發射需求，立即草擬相應的火箭總體設計方案。
“我在美國把簡略方案傳回一院時是傍晚，而國內正好是白天，大家一上班就開始設計詳細方案。等我一覺醒來，詳細方案就已經傳到美國。”效率之高讓黃作義為之印象深刻。如此高效，在國際上都是罕見的。就這樣，航天人前后方密切配合，先后設計出改進型長二丙、長三等火箭，還有將長二丙火箭“抻長”、加4個助推器的長征二號E，即長二捆火箭……長征火箭之所以有這樣高的性價比，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國內的“物價低”，更得益于中國航天人靈活、實用的設計思維。這種思路讓當時的國際航天界耳目一新。
1990年，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美國制造的“亞洲一號”通信衛星，完成長征火箭首次國際發射服務。同年長二捆火箭首飛成功。1992年起，長二捆火箭開始發射“澳星”等外國衛星。1994年，長征三號甲運載火箭成功首飛；1997年起，在長三甲火箭基礎上增加4個助推器的長三乙運載火箭連續成功發射外國衛星。
其間，航天人也曾遭遇刻骨銘心的失利，但他們總是頑強地站起來，重新打開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承攬對外發射服務中，中國航天人研制的大推力火箭也在運載能力上為后續國內多個重大航天工程的上馬奠定了基礎。比如長二捆火箭的近地軌道運載能力達9噸級，在其基礎上研制的長征二號F運載火箭后來成為神舟飛船的專用火箭。
隨著我國多個重大航天工程先后上馬，在逆境中堅守的航天人，特別是航天青年有了更大的舞臺，1987年進入一院總體設計部工作的荊木春就是其中一位。1992年，載人航天工程立項。不久，荊木春被調入長二F火箭的論證與研制隊伍中，從青年骨干一步步成長為總指揮。1999年起，長二F火箭開啟了每戰必勝的傳奇，成功發射神舟系列飛船和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護航10余人次航天員飛天逐夢。
支撐航天強國夢想
一項項新領域的成績背后，有著航天人對創新的不懈追求。一院總體設計部青年設計師、年輕的黨員曾耀祥在新一代運載火箭研制中，改變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箭彈性載荷設計方法，讓火箭更輕、運載能力更強。他說，創新既要有大膽的想法，也要有認真的求證。通過黨內民主帶動科研民主，不論職務、暢所欲言、互幫互助鼓舞著青年人扎扎實實走好科研路。
1986年，中央有關部門在一院優良院風的基礎上，歸納提煉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無私奉獻、嚴謹務實、勇于攀登”的航天傳統精神。無論是“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還是新時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都與一院的優良院風有著深厚淵源。
北京南苑作為中國航天事業的發祥地，為航天精神的發展與傳承注入著源源不斷的動力。在建立航天大協作網時，航天人從這里走向全國各大工業基地；在型號試驗和三線建設中，航天人從這里走向大西南、大西北的戈壁沙漠、深山老林；在我國首顆衛星工程急需工程設計人才時，從這里走出了孫家棟和以戚發軔為代表的“十八勇士”；當中國航天邁向國際市場時，航天人又從這里跨越大洋……無論走多遠，航天人都不會忘記來時的路，都會用融入血脈的航天精神攻克千難萬險、不負黨和國家賦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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